克里斯托弗·贝茨的《为所有人吟游诗人》

跨越四个世纪的相关性

尽管被许多评论家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剧作家，但威廉·莎士比亚对许多高中生来说是个祸根。学生们经常被发现想知道，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这出戏对他们有什么用处，或者为什么突然他们面前出现了希腊语而不是英语。一小部分人可能会爱上密集的、形象厚重的文本和众多的舞台或电影作品。除了高中和大学里规定的阅读之外，莎士比亚作品的持久吸引力肯定有一些原因。

谷歌搜索的结果是一大堆关于为什么莎士比亚仍然与现代读者相关的五六个原因。这些列表往往包括一些要点，例如他对天文学的影响以及天王星的卫星是以他的角色命名的事实（波士顿2016年），他的作品引起了关于他是否真的是众多戏剧的作者的争议（波士顿2016年），事实上“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在他的戏剧概念化400年后，仍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品牌（波士顿2016）。这些文章都充满了“…可引用的引语。”正如一篇文章雄辩地指出的那样（海峡时报2009）。这些文章往往忽视或掩饰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特点：他对人类意义的独特理解。

莎士比亚独特的人文主义

说得清楚一点，称莎士比亚为人文主义者可能有点言过其实。我们对莎士比亚的政治思想、宗教观点和道德立场知之甚少。我们只剩下他的戏剧，而且，在一个每个人都有一本自传详述他们内心深处想法的时代，一个如此重要的文化人物只留下他的作品似乎很奇怪。一方面，不知道莎士比亚喜欢什么颜色的丁字裤令人耳目一新。

有了这一澄清，以下是《牛津哲学伴侣》对人文主义的定义：

   “An appeal to reason in contrast to revelation or religious authority as a means of finding out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and destiny of man, and also giving a grounding for morality…Humanist ethics is also distinguished by placing the end of moral action in the welfare of humanity rather than in fulfilling the will of God.” (British Humanist Society n.d.)

当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他们的技巧和天赋不可能被重复，他们通常被伊丽莎白时代相信的迷信和宗教习俗所束缚。然而，关键的区别在于，尽管他们有时会尊敬神，但他们的选择，重要的是人类的选择，是由他们的理性引导的（英国人文主义协会n.d.）。

莎士比亚的悲剧最能体现人本身就是道德代理人这一人文主义原则。相对而言，可以认为莎士比亚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思想。布莱克为我们提供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悲剧的便捷定义：

“The model of an Aristotelian tragedy begins with the protagonist (tragic hero). The protagonist must begin as someone of importance or fortune. The usual example is someone of royalty. He cannot be perfect, though. The audience must be able to relate to the hero, so Aristotle said the hero must have tragic flaws that balance his otherwise good character. Aristotle usually made this flaw hubris (an all-consuming pride that causes the individual to ignore a moral tenant or a divine warning).These flaws culminate in the humiliation, defeat, and death of the protagonist. This should invite the audience to feel a great pity for the character because he can be related to, and the audience can put themselves in his position. The play must end in a catharsis. The catharsis is the event of the audience losing their feelings of anxiety and [fear] and finally reaching a sense of completion. The Aristotelian model also follows the classical unities of time and place.” (Black n.d.)

从上面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无疑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影响。然而，他并不总是严格遵守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莎士比亚进一步将悲剧分为两大类：心灵悲剧和心灵悲剧（黑色n.d.）。无论悲剧是出自《哈姆雷特》中的心灵，还是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心灵，这两类剧中的主人公都受到情节和自身选择的驱动。他们不是被某个更高的权力所强迫（英国人文主义协会n.d.）。他们是道德主体，是现代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心理学成为正式的研究领域之前，莎士比亚似乎已经对我们的本性有了独特的理解。

坏习惯的动物

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的主题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普通人来说都很重要。也许是由于人类无法从过去吸取教训，这些主题中的许多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关性，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像种族主义和暴政这样的主题现在仍然和莎士比亚为观众写作时一样有效。虽然我们对莎士比亚的个人观点知之甚少，但我们可以根据舞台上出现的主题来猜测。莎士比亚不是在讲坛上讲道，而是通过他的角色来表达这些主题。

当我们在《威尼斯商人》中看到夏洛克受到基督徒的虐待时，我们可以同情他种族主义的不公平，尽管在许多方面，夏洛克可以被视为恶棍。当我们看看最近发生的关于不同种族或宗教的人的待遇的事件时，《威尼斯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痛心。在暴政的主题上，如果没有提到尤利乌斯·凯撒，那肯定是错的。布鲁特斯出于一种原则感暗杀了凯撒，并以此防止未来的暴政，因为凯撒对罗马共和国（Allsop n.d.）的独裁变革。布鲁特斯用以下话为自己在剧中的行为辩护：

“Not that I loved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d Rome more. Had you rather Caesar were living and die all slaves, than that Caesar were dead, to live all freemen?…as he was valiant, I honour him: but, as he was ambitious, I slew him”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3.2.21-7)

许多评论家认为布鲁图斯的行为是错误的；然而，人类已经反抗暴政，不管暴政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在当今政治闹剧和莫名其妙的谎言盛行的时代，莎士比亚的想象呈现出新的灰色，难以忽视。由于主题似乎永远相关，人物表现出道德选择的复杂性，观众将继续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特别是因为我们经常用自己的世界观给这些人物涂上颜色。

人气最终会消退

大约从1870年到1970年（Bruster 2014），莎士比亚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顶峰。现在，这种受欢迎程度似乎正在消退。教育部门和大学董事会内部关于莎士比亚是否仍然与教育目的相关的争论仍在继续。在我看来，官僚不是莎士比亚最大的敌人；他自己的语言和风格都很好。他的语言，虽然不是古英语或中古英语，但语义密集（Tumiel n.d.）。通常一行就可以引出整篇文章。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这都是令人愤怒的，更不用说让人望而生畏了。在这个技术越来越依赖于视觉线索而非书面线索的时代（Bruster 2014），莎士比亚和他的大量作品可能成为下一个乔叟，只有少数人研究过。他经常引用的文本将成为习语，没有人真正关心它的起源。

我不会试图看一个水晶球，对莎士比亚日渐式微的声望本身是否是一场悲剧作出道德判断。时间流逝，没有什么是永恒神圣的。相反，我很感激我有机会学习吟游诗人的作品，不仅是在高中，而且是在整个大学生涯中。他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看到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在银幕版的泰特斯·安德罗尼卡（Titus Andronicus）中扮演泰特斯，仍然是我一生中最残酷但同时又令人敬畏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