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法案在1789年提出时是一个有争议的想法，因为大多数开国元勋已经接受并拒绝将人权法案纳入1787年宪法的想法。对于今天生活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决定似乎有点奇怪。为什么保护言论自由、免受无证搜查的自由、免受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自由会引起争议？为什么这些保护措施一开始没有包括在1787年的宪法中，为什么后来不得不作为修正案加入？

反对人权法案的理由

当时反对人权法案有五个很好的理由。首先，对于革命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来说，权利法案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君主制。英国的人权法案概念起源于公元1100年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随后是公元1215年的大宪章和1689年的英国人权法案。这三份文件都是国王对人民较低级别的领导人或代表的权力作出的让步——一位强大的世袭君主承诺，他不会选择以某种方式使用他的权力。

不怕君主

在拟议中的美国制度中，人民自己——或者至少是某个年龄段的白人男性地主——可以投票选举自己的代表，并定期追究这些代表的责任。这意味着人民对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的代表正在实施的政策，理论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可以选择新的代表来撤销糟糕的政策并写出更好的政策。为什么有人会问，是否需要保护人民不侵犯他们自己的权利？

宪法的集结点

第二个原因是，反联邦主义者利用《权利法案》作为支持制宪前现状的集结点——一个独立国家的联邦，根据美化的条约即《联邦条款》运作。反联邦主义者无疑知道，关于人权法案内容的辩论可能会无限期地推迟宪法的通过，因此，最初对人权法案的宣传不一定是出于善意。第三个想法是，人权法案将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权力在其他方面是无限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的论文#84中最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

I go further, and affirm that bills of rights, in the sense and to the extent in which they are contended for, are not only unnecessary in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but would even be dangerous. They would contain various exceptions to powers not granted; and, on this very account, would afford a colorable pretext to claim more than were granted. For why declare that things shall not be done which there is no power to do? Why, for instance, should it be said that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shall not be restrained, when no power is given by which restrictions may be imposed? I will not contend that such a provision would confer a regulating power; but it is evident that it would furnish, to men disposed to usurp, a plausible pretense for claiming that power. They might urge with a semblance of reason, that the Constitution ought not to be charged with the absurdity of providing against the abuse of an authority which was not given, and that the provision against restraining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fforded a clear implication, that a power to prescribe proper regulations concerning it was intended to be vested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is may serve as a specimen of the numerous handles which would be given to the doctrine of constructive powers, by the indulgence of an injudicious zeal for bills of rights.

没有实际的力量

第四个原因是人权法案没有实际权力；它将起到使命宣言的作用，立法机关也不会被迫遵守它。直到1803年，最高法院才宣布有权废除违宪立法，甚至州法院也对执行自己的权利法案保持沉默，以至于被视为立法者陈述其政治理念的借口。这就是为什么汉密尔顿将这些人权法案斥为“大量的格言……在一本伦理论文中比在政府宪法中听起来要好得多。”

第五个原因是宪法本身已经包含了捍卫特定权利的声明，这些权利可能会受到当时有限的联邦管辖权的影响。例如，宪法第一条第9节可以说是一项权利法案——捍卫人身保护权，禁止任何赋予执法机构无需搜查令的权力（根据英国法律通过“协助令”授予的权力）的政策。第六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宗教自由，规定“在美国，任何职位或公共信托都不需要宗教考试。”许多早期的美国政治人物一定已经找到了制定更全面的人权法案的想法，在联邦法律逻辑范围之外的领域限制政策，这是荒谬的。

人权法案是如何产生的

1789年，托马斯·杰斐逊说服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原宪法的总设计师，他本人最初是《人权法案》的反对者——起草一份修正案，以满足那些认为宪法在没有人权保护的情况下是不完整的批评者。1803年，最高法院宣布有权要求立法者对宪法（当然包括人权法案）负责，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1925年，最高法院宣称《权利法案》（通过第十四修正案）也适用于州法律。

使命宣言的力量

今天，一个没有人权法案的美国的想法是可怕的。1787年，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语言的力量，证明了即使是“大量的格言”和不具约束力的使命声明，如果当权者承认它们的力量，它们也会变得强大。